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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读药》147期:诗人张曙光访谈录——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|吴投文|张曙光|诗歌|访谈

2017-11-16 23:05:26 来源:未知 浏览数:28475

《读药》147期:诗人张曙光访谈录——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|吴投文|张曙光|诗歌|访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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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读药》147期:诗人张曙光访谈录——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|吴投文|张曙光|诗歌|访谈

(张曙光,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)编者按:如果谈及这一年多来的文化现象,那么“诗歌热”绝对应该被大书一笔。

从诗人余秀华及其诗作在微信上被刷屏,再到大家对自杀的年轻诗人许立志的缅怀,以及时下涌现的各种诗歌朗诵会,淡出公众阅读视野许久的诗歌,似乎在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的助力下,引发了公众新一轮的热情。

但是诗歌真的回来了吗?公众和诗歌的相遇,会是“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好事”吗?对此,必是有人持忧思的。在大众对诗歌的热情的背后,我们固然能看到他们在当下物化的生活仍保持了诗意追求,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忽视,这种“诗歌热”也会导致泥沙俱下,从而产生诗歌的虚假繁荣。而现在,有太多人写诗写得太多、太快、太随意了,甚至有些根本不能入诗。而这种忧思,也体现在诗人张曙光先生的这篇访谈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诗歌的坚持——“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,不读诗的人总归不会去读,读诗的人也不会轻易放弃”。或者可以这样说,在他身上,我们看到了一种“精神上的自律”。

本文系吴投文教授对话诗人张曙光文字实录,首发于《芳草》杂志2015年第2期,现凤凰读书经《芳草》杂志和作者独家授权刊发。

访谈人:吴投文(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访谈嘉宾:张曙光(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)“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诗歌观念上的分歧”吴投文:上世纪80年代前期,朦胧诗是诗坛的一股热潮,很多诗人都谈到过朦胧诗对自己创作的影响,朦胧诗对你当时的创作产生过影响没有?请谈谈。

张曙光:8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,无论对我个人还是整个社会。

那时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始进入中国,我接触到了卡夫卡、艾略特、叶芝、萨特、加缪和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,我的阅读兴趣差不多全部转移到这上面来。

读朦胧诗要在这之前,应该是1979年左右,当时读得也很有限。

有一次我去哈师大,见到一位叫魏宇光的写诗的朋友,他送给我几本邮购到的油印的《今天》,那可能算是最早的民刊了,上面就有北岛等人的诗。

记得我们站在校园里交谈,一边翻看上面的诗,这些诗让我眼睛一亮。

对于国内创作而言,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全新的诗歌。

但朦胧诗只是带给我一种启示,就是诗歌应该打破既有的格局,对我的写作直接的影响并不大,因为我的兴趣很快转移到西方现代作品上了。

吴投文:你当时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如何?张曙光:至于说到生活和创作,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
我1981年毕业,结婚,生了女儿。

那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,宿舍在一幢楼的最高层,九楼,就在霁虹桥的边上,面对着火车站。

每到晚上,我望看窗子外面车站的蓝色信号灯,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所包围。

当时我的写作正处于一种停滞状态,我不满意以前写的东西,想让自己的写作变得更具有现代感。

在很长时间里,我一直不把自己的东西往出拿,直到1984年写出了《1965年》。

吴投文:80年代的诗歌景观确实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,现在看来,实际上那也是诗歌艺术从内部分化的一个年代。

朦胧诗的热潮就很快过去了,“第三代诗歌”登上了自己的舞台。

你的《1965年》突破朦胧诗相对固化的抒情模式,加入了叙述性的因素,显露出了一种新的艺术追求。

你好像并不满意此前的诗歌,对朦胧诗大概也有某种警觉。

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反思自己的创作,写出了《1965年》?这首诗是童年经验的回放,注入了时代的底色,也似乎渗入了某种克制的悲伤。

张曙光:当时实际的情况可能有些复杂。

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

有些写作是并行的,并不是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对立。

比如“第三代”诗歌,虽然有人提出pass北岛,就我的理解应该是超越而不是反对。

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态度。“第三代”诗人,当然也包括我自己,反对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在朦胧诗之前的写作,那种缺乏个性、甚至是某些思想观念图解的诗歌。《1965年》把叙述性因素进一步强化了,最大可能地去除了抒情性,使诗歌看上去坚实了些。也包括你提到的“克制”,这样也就避免了过分张扬自我。吴投文:这首诗在写法上与你此前的诗歌有什么区别?张曙光:我想重要的是抒情方式的改变。在写这首诗之前的几年间,也就是在我刚刚接触到现代派的时候,我对自己的创作就感到不满意了。我试图努力寻找到一种新的有效的写作方式,一种更加适合表现自己内心也能容入更多经验的写作方式。《1965年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。吴投文:这就涉及到诗歌观念的变革了。实际上,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诗歌观念上的分歧,也包括你所说的抒情方式的改变。这是一个分水岭。我感兴趣的是,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写这首诗的?张曙光:这首诗写起来很畅快。在这之前我写过一些诗,都不满意。后来我想写一首有关雪的诗,因为那段时间雪的感觉一直弥漫在我的头脑中。我试着写了一首,没有找到那种感觉。我感到沮丧。那天晚上躺在床上,一个句子冒了出来,“那一年冬天”,后面的句子接踵而至。第二天我凭着记忆写下来。说来也怪,这首诗一完成,那种感觉就消失了。吴投文:《1965年》在当时是一种颇显新奇的写法,你是否有一些诗歌上的同道,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诗歌圈子吧,他们当时的态度又是怎样的?张曙光:这首诗写于1984年,当时并没有拿给人看,因为一些人还是喜欢朦胧诗那类东西,二者显然不大一样,我这个看上去不太像诗,至少在当时是这样。后来认识了萧开愚,他要我寄诗给他看,我就把这首诗寄了去,他看了很喜欢,并想帮我发表,但似乎碰了不少壁,我想当时可能并不被人看好,以致他写信感叹说为什么发点好东西这么难。这首诗最初只是发在德阳的一份诗报上,直到87年才登在《北京文学》上面。吴投文:哦,没想到这首诗的发表经历了这样的波折,看来那时候一般的诗歌读者还不习惯你这种叙述性的诗歌。那时候的诗歌交流不像现在这样方便,诗人的交流主要靠书信和相互间的串联,你是怎样认识萧开愚的?张曙光:认识开愚是在1985年。说来有趣,我们是通过一个笔友专栏认识的,我的名字登在上面,他看到了,就写了一封信。很快我们就成为相知。那时他刚刚出道,意气风发。第二年他来哈尔滨我们见了面。他对诗歌思考得比较深入,而我更偏重感觉。是的,当时我们通信很勤,谈诗和读的书。他可以说是最早对我的写作做出肯定的人。吴投文:当时你们是否就诗歌中的叙事性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?张曙光:记不太清了,似乎并没有具体谈到叙事性的问题,因为那时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概念,但可能提到这类写法吧。